文 / 费秀旭
内容提要：中国文人书画篆刻，意趣是主旨，学养是根本，自然是催化剂。学养是指深厚的人文功底，是对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认知与把握；自然之催化是指“行万里路”对“读万卷书”的催化，是指“书肇自然”的顿悟和价值观念上的超凡脱俗，由是中国文人书画篆刻进入了气韵生动之状态。
关键词：文人书画学养自然
作为文人书画来说，汉魏六朝时期，由于老、庄学说的流布，使之追求性情的自由和超脱，已始见端倪；及至北宋，由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智者出现，方使之臻于成熟。其间，文人书画承受的是儒、道、释三家汇聚的思想影响，表现出的不仅是技法上的精湛；而且是意趣的彰显。艺术形式上，凸显的是用笔着墨的共同性特质。而中国古代文人篆刻则是历经数千年的延变，至元明时期方才完成了艺术审美的全部内涵。由是构成了中国文人完美的“意象”表达和“意趣”之美。及至吴昌硕，“印含笔意”、“出锋钝角”，着意于墨象的彰显，和线质的纯化，开一代风气之先。书法中有画印，画印中有书法。书法讲“尚意”，画印讲“意象”，以形写神、遗貌取神，将书画同源推到了书画“传神”的至高境界。当然这种至高境界的形成，则完全凭赖于艺术家的得天独厚的天资、渐老渐熟的学养以及“师外照化，中得心源”的自然催化。
神有“他神”、“我神”之分，要化“他神”为“我神”，关键在情性，根本在学养。中国书画篆刻要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和艺术境界，其载体是点线的律动，而这种律动，凭赖的是艺术家深厚的人文功底，是其对世间万象的深层的认知和把握。这里边不仅具有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载和传统文化的积淀，还具有对哲学、美学、文学、历史等诸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解和认知，以及在其之上的背景文化现象的融会贯通。
王羲之有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1]学养高方可境界高，境界高方可感应万物，趋动心灵，超凡脱俗。尤其是中国文人书画篆刻艺术，具有这种至高境界，方可秉儒家之风范、济道家之胸次，呈佛教之禅悟，天人合一，豁然开朗，促学养于内化，赋点画于外显，物我相忘，出神入化。
一、儒家思想是古代文人书画篆刻之精髓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书画篆刻家的学养，首先承载着的是儒家思想的遗传基因。尤其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艺术再现生活，我们的生活中无不浸透着儒学之精髓。就其书画篆刻而言，其和谐持中以及整体风格的统一，无不饱含着中和、平实、严谨、自若之儒家风范。
宋·郭若虚有云：
“窥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即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2]
儒家的和谐、持中的理想，始终启迪着为书为画为印之道：刚柔相济、穿插避让、呼应协调，无不彰显着儒学特色。晋·王羲之书法之美，美在不激不历，温文典雅，自由灵动；明之文彭博学广识，以儒取仕，其篆印纯正雅致，非俗非陋；以及书论大家项穆的《书法雅言》，其内容十七章，通篇满布“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会于中和，是为美善”之言，虽其角度不同，却无不围绕“中和”立论等等。由是，形成了中国文人书画篆刻且文且雅的君子之风。
“游于艺”，是其基本的理论之源。宋之郭若虚有言：“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这种“依仁游艺”无疑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游于艺”语出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志、其据、其依，讲的是“人之道义”。而游，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格至高理想之境界。这里的“游”，是“游历”之游，其中含有“游学”之意，是通过“游历”和“游学”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这样才能达到博学广识。而这里的“艺”，也不单纯的“艺术”之艺，而是“六艺”之艺。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人才素质的构成；只有“游于艺”方可使人具有广博的知识。当然，“游于艺”的儒家思想，对于为书为画为印之道而言，最为称道的是建立在广博知识上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这种境界悄然入笔，才能够使文人书画篆刻幻化出生命的气息。《论语·述而》有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而贵，于我如浮云。”又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为物扰，超然物外，寻求本体的充实与自足，完全沉浸在自娱之中，其乐融融。入此坦荡、通达之境界，方可操自由、无羁之神笔。
诗言志，是儒家经典《尚书》中的重要观点之一。此观点关键在于催化了中国艺术偏重于形象思维，并以此区别于西方理性的逻辑思维。对比之下，中国文化传统之重内省、重感悟、重形象思维的方法对中国书画篆刻的发展功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有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往往都是以诗书画印来表达心性，并因不同的心境而产生出不同的艺术效果。颜鲁公《祭侄文稿》通篇顿挫、跌宕、刚毅、苦涩，涂涂抹抹的不是墨迹，而是“孤城围逼”之下的“巢倾卵覆”、“父陷子亡”、“抚念摧切”之下的斑斑血迹，感天地，泣鬼神，憾人魂魄。
二、道教学说是古代文人书画篆刻之旨归
旨者意也，归者趣也。无可否认，道家作为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及儒家，但其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却在客观上形成了不争的事实。道家哲学从天道运行的自然原理出发，启示人们追求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既然“道法自然”，那么人类就应该具有独立自在的自由性，不应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由是道家哲学非常重视人性自由与解放，重视人的认知能力和生活心境的自由与解放。例如宋代文人在为书之道上的“天真自然”，“无意求工”无不透露着道家思维取向的自觉。庄子之“庖丁之理”，实则是道与技的阐释。卫夫人《笔阵图》呈现的就是这种理想，“斯造妙矣，书道毕矣”，由此而形成的魏晋书风，始终为后学所敬仰。从“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之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到“形需神而立，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再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进而推导出了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的哲学总结，无不闪烁着道教思想的智慧之光。
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庄子思想的出发点及其归宿点，是由老子想求得精神的安定，发展而为要求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以建立精神自由的王国。”[3]庄子《逍遥游》，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自由。诸如庄周“梦蝶”，庄周在其妻子死后“击鼓而歌”，完全是一种“忘我”、“无我”、“自由”、“淡定”的精神境界。王羲之入道，寄情山水，崇尚清淡，豁然心胸，方可成就《兰亭集序》；郑道昭，学仙论道，悠游山林，“神韵盖西狭之遗”；李白以道通神，虽诗掩书名，然其书法，只有飘然凌仙之气。古今大家，追求的都是这一境界。宋之苏轼，其《枯木怪石图》，运用书法之笔墨，以飞白为石头，以楷行为竹，以篆籀为木，豁然心胸，不求形似，凸显怪石之顽固、枯木之倔犟；由石而木，由干而枝，在盘折扭曲之中凝聚着百折不挠之神韵。正如米芾亦在《画史》中曰：“子瞻作枯木，枝杆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4]黄庭坚则在《题子瞻枯木》中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人颜扬鸿雁行。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5]古往今来，皆评此图具有“一团耿耿之气”，或谓之“胸中之盘郁。”然而，却没有悟出其发自道家色彩的“放逸”与“淡远”。在其创作之中，艺术家已完全处于“自由自在”、“见素抱朴”之境，其精湛的笔法、章法、墨法已经完全化为一种潜意识，超乎自然，出神入化，成就艺术作品的自然天工。
三、佛教文化启古代文人书画篆刻之禅悟
佛学，实则以般若的智慧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觉悟之学。佛教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同样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但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6]
对中国文人书画篆刻影响最大者，当以明心净性，超然物外的至高境界为要旨。“……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7]不迷恋、不追求、不产生狂妄荒诞的念头，运用自身具有的真如佛性，以般若智慧来审视观察一切，对一切事物现象不喜好探求，也不厌恶舍弃，这就认识了自我本性，成就了佛道。隋之智永，澄心静性，退笔成冢；宋有山谷，参禅悟道，静生妙象；八大山人，笔通禅理，高古雅逸；弦一法师，严守戒律，淡泊宁静；陈鸿寿“雅趣横生”；赵之谦“印外求印”；他们无一不在“澄怀观道、静照忘求”中操神来之笔，彰显着富有自然本性的生命活力。禅宗认为：运动只是感官上的短暂现象，惟有静止和寂灭才是永恒的，所以禅者不是从动中而是从静中去感受大自然的生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8]，只有在“定生静、静生惠”的境界之中，方可使心灵融通于自然万物，幻化出艺术的生命。
惟唐之怀素，世称狂僧，傲世疾俗，终生于酒结下不解之缘。“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怀素自述帖）“真如”一词，在佛教中意为最高真理或本体。而怀素正是在酒后摆脱世俗，静照释怀，超越理性，直通真如化境，挥无羁之神笔宣泄出真情感、真性情，成就了惊绝百世之艺术神品。同时，也印证着佛教文化中的“禅悟”，对于草书幻觉的催化和影响。
禅悟入书入画入印，其缘之于“禅”，重之于“悟”。作为禅宗之“悟道”，并非着意于禁欲、苦行、坐禅、念佛，而在于“随缘任运”、“触目而真”。禅悟入书，源之于其对士大夫阶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影响，在于其“刹那间”的顿悟之中，超越时空，超越因果，透见无我之永恒；是一种心灵的旷达和放任，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胸中；是一种本心的清净和恬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愉悦。唐宋之间，在禅僧亦僧亦俗与文人士大夫亦俗亦僧的过程之中，其主要表现为一种生活情趣。正如怀素，当其把“饮酒”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时，酒已不再是酒，醉亦不再是醉，而是一种释怀，是一种身处尘世无杂无染，不着意于追求，不执著于外物，自由自在。是一种临池宣泄的诱因，是草书幻觉产生的催化剂。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号奚道人，世称“酒狂”，素以书画闻名，且精于治印，其艺术风格以自然取胜，卓而不群。南宗偏于动，而倾心于顿悟；北宗偏于静，则侧重于渐悟。渐悟，主要在于凝心、静心，“方便使悟”。顿悟，是顿然之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禅悟，得之于偶然而至的机缘。而这种机缘具有一次性，不可重复性。如张旭“担夫争道”之悟，颜太师“画沙印泥”之悟，黄山谷“井陵江水”之悟等，皆为由其自然现象引发的顿悟。同时，这里边还存在着客观上的“渐悟”过程。书悟之道，必须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终生的苦思冥想，痴迷般的追求，方可在偶而的机缘中由渐悟而转入顿悟，茅塞顿开，极至升华。
当然，中国文化主要以儒、道、释三家的理论为基础，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儒家文化的包容性，自明以后，逐渐实现了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三教合流的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审美倾向。
学养是一个人的知识及其与之相应的文化修养。学养的深浅不仅决定着书画篆刻作品的文野之别，雅俗之异，更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文化心灵有无感应，文化意识是否显豁。
四、自然催化是中国文人书画篆刻之灵魂
自然对书画篆刻艺术传神之催化，与“师法自然”在概念上有所区别，类似张怀瓘的“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而与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较为切近。
首先，这种催化应该是“行万里路”对“读万卷书”的催化。孔子作为“至圣先师”，首先是一位博学大儒，而只有这位大儒，才有可能登峄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就是一种自然对知识和知觉的催化，是一种境界的提升，是一种胸襟的豁然开朗。再如：“寇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何等的闲适，何等的旷达，何等的自由自在，何等的无拘无束，也是这种自然之催化。正如《宣和书谱》对贺之章的描述：
“……晚节尤放诞，自号四明狂客。脱落簪绂之累，嬉戏里巷间，与物无忤。每醉必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尤见真率。往往自以为奇，使醒复书，未必尔也。……忽有佳处，人谓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盖胸中所养不凡，源深流长，自然之道”。[9]
这段文字，是说贺之章作为唐之大诗人，既学富五车，又遍游名山大川，历经人世坎坷冷暖，最后到晚年静照释怀，且行若不羁，尤其酒后更加返璞归真。其书之精品，往往出之不经意之间，随手而书，卒然而就。有时达于奇异放逸，最见真率，往往自己都感到惊奇。其“刹那间”的艺术幻觉，成就了“忽有佳处”。而“人谓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其“胸中所养不凡”，无疑是“走万里路”对“读万卷书”的催化，成就了艺术家的鬼斧天工。
第二，自然催化了古代文人的超凡脱俗。超凡脱俗，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文化取向。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多取这种人生态度。书圣王羲之，在晋南渡之初，便怀归隐之志。一旦归隐之后，便寄情山水，“山阴道上行”、“山川相应发”、“泛舟大海”、“涤心除尘”，在自然万物之间，发现宇宙深奥精微，以致使其处于超然物外之境界。
“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天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0]
王羲之这段诗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中感悟着其在大自然的催化之下，以纯净的胸襟，审度世事物理，禅悟宇宙生机，彰显新的灵魂和生命。“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正是在这种静照忘求之中，使王羲之超越了生理、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世俗人生，获得了书法之灵魂。宗白华先生曰：“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超然物外，空诸一切，和世事暂时绝缘。“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11]中国文人书画的艺术幻觉就是在这种超凡脱俗的心理状态下飘然而至了。
当世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其学养贯通中西，其游历遍及四海，得天独厚，越古冦今；文学、甲骨学、简帛学、古文字学，乃至艺术史、上古史、中外关系史。以及经学、宗教学等等均有专著；以其这样的文化气韵为书为画，方被誉为“中国当代文人书画无法绕过的高峰”。[12]董其昌云：“‘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矣。”[13]此论将“天资”、“学养”、“自然之催化”贯通起来，彰显理性的自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文人书画的学养问题，无疑是一种坚实的理论支撑。
注释：
【1】王羲之《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2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2】《画禅室随笔》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98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5】黄庭坚《题子瞻枯木》，《宋诗鉴赏词典》5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坛经》4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8】《坛经》3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9】《宣和书谱》32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
【10】王羲之《兰亭诗》，《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452-45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11】宗白华《美学散步》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广州日报》：2012—07—22B2
【1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入选：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
入编：2013年《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